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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图/中国政法大学官方网站 尹建峰 摄
新京报讯（记者 韩沁珂）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持续发展。截至1月27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15例，现有重症病例976例，累计死亡病例106例，累计治愈出院60例。现有疑似病例6973例。
随着疫情发展，接下来的疫情防控工作应该如何展开成为讨论重点。
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看来，现在属于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在全国30个省区市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无偿提供各地所需物资。此外，只有政府将信息准确、充分地公开，才能让各方物资实现有效、即时配给。
以下为新京报记者与马怀德的对话。
防护物资应实施配给
新京报：随着疫情快速发展，湖北省内数十家医院先后因物资短缺问题向社会求助，多数县市也出现了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物品脱销的现象。由此看，在应急物资管理方面，当地存在哪些问题？
马怀德：应急物资的储备管理、配送使用，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条例中都有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关键时候就应该调用这些储备物资。如果出现物资短缺，说明储备可能没有完全到位。
另外还有全国范围内的平衡问题。在湖北，特别是武汉紧缺的时候，其他地区也应该配合调用。抗震救灾的时候，我们有对口援建，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明确省际间对口支持、社会捐赠等机制。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这些问题应该逐步得到解决。领导小组就是要协调全国资源，集中用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保证在最严重的地区实现有效阻断和防控。
新京报：实施配给制有哪些优势？ 对于湖北乃至全国接下来的防护物资供给，你有何建议？
马怀德：配给实际上是按计划统一调配，是以免费或者低价进行供应。为什么要实施配给？因为这是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只靠各医院、各单位自己去市场采购，可能因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采购不到。配给可以有效抑制这些市场行为。
现在属于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目前全国30个省区市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无偿提供各地所需物资，至少让医务人员在防护用具和设备上无后顾之忧。
信息公开是有效配给的基础
新京报：
民间物资捐赠是否也是应对物资短缺的有效方式？
马怀德：社会捐赠肯定是一种补充储备，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要看怎样才能做到有序、及时。这就要求省内或市内有人组织、调配社会捐赠的物品，不然有的医院可能多到放不下，有的医院可能根本没有。
新京报：物资调配由谁来统筹最为合适？
马怀德：如果是政府——特别是卫健部门下拨的物资，当然由政府调配。如果是社会捐赠，应该由红十字会或卫生方面的社会组织调配。但后一种调配，也要依据政府相关信息，才能确保调配的精准化、有效性。
在政府信息方面，应该由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作为决策部门和协调机构，由具体的工作部门——包括卫健、工信、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各自负责相关领域的数据统计。比如防护用具、病床缺口这类需方信息由卫健部门统计，能提供的设施设备、用具用品这些供方信息则由工信部门统计，交通部门负责运输情况统计。
与17年前的“非典”时期相比，实现信息的精确、公开要容易得多，借助网络可以很快统计出准确数字，到底缺不缺，缺多少？把统计的数字和政府调配、社会组织捐赠的信息对接好，才能充分有效的使用物资。
要提高应急法治意识
新京报：就你观察，到目前为止，湖北在此次疫情中的应急管理表现如何？是否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马怀德：在信息公开、应急响应的及时性方面，没有完整、全面、准确、及时地适用法律，这确实需要反思。如果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时报告，及时采取相应的监测、预警和处置措施，疫情可能不会蔓延到现在的局面。
新京报：在应急法律落实方面，未来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马怀德：《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针对的都是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备而不用是最好的。一旦需要，还是要会用、敢用。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些法律，或者不知道这些法律的具体内容，这说明日常应急法治培训教育不足、应急法治观念不强。遇到问题要么手忙脚乱、要么束手无策。最先想到的不是依法应对，而是一味等待上级的精神和指示。这是此次事件应该吸取的教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