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治理
“爸，我们搬新家了，住在8楼，有空您过来看看。”搬家那天，已结婚13年的刘正堂鼓起勇气给远在四川的岳父打了个电话，邀请从未来过他家的岳父过来走走。电话那头，他的岳父连连答应。
刘正堂所说的新家，在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2019年12月18日，在外奔波了十几年的刘正堂终于告别了30平米的出租房，带着妻儿住进了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小区房。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彻底离开两红岩。”刘正堂说，他的老家在昭通市彝良县中鸣镇麻窝村民委员会两红岩村民小组，那个出门就得爬坡下坎的“山卡卡（方言，指两山之间比较平坦的地方）”，他生活了20多年。迫于生计，从2004年开始，他就在外过起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1999年，我高中毕业考取了西南林学院（现西南林业大学），但因家庭条件差等原因，最终只能放弃。”刘正堂说，大学没上成，在家种了几年地后，便与其他兄妹一样，来到沿海开启了打工的生涯。
刘正堂介绍，2005年，他在福建一家工厂打工时，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江群芳。“谈了一年恋爱后准备结婚，但准岳父却不同意。”
“当时我的家庭条件差，岳父不想让女儿跟着我吃一辈子的苦，所以一直反对这桩婚事。”刘正堂说，岳父看着女儿不听劝阻，执意要跟他结婚，便给他俩撂下了狠话：“你俩要是结婚，我一辈子也不会踏进你们家门槛。”
刘正堂家的老房子一角。（供图）
“他说到做到，现在大的儿子都十二岁了，岳父一直没来过。”刘正堂说，对于岳父撂下的“狠话”，他们一家也能理解，毕竟当时的家境十分糟糕，老家经历了40年风雨的老房子，屋顶瓦片透着光，简陋而危险；在昭通的出租屋，只有30平米，根本住不下。
“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不敢怪岳父。”刘正堂说，他跟妻子江群芳结婚时连酒席都没办，这事儿他一直内疚到今天。
但刘正堂内疚的事，在江群芳看来并不重要。“我看中的是他的为人处事，并不在乎跟着他吃了多少苦，只要两人和和睦睦，再多的苦都是甜的。”江群芳说，他们也一直坚信，只要努力，好日子总会来的。
2012年，刘正堂跟妻子结束了异乡的生活，带着6岁的儿子回到了云南昭通，在市里一水果批发市场旁花1500元租了一个30平米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里面过起了拮据的生活。“后来嫌贵，就搬到了只需600元一年的顶楼加盖房，这一住就是7年。”刘正堂说。
为了能给家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刘正堂在水果批发市场蹬起了三轮车。“每天起早贪黑，活儿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一百多元，没活儿的时候，一分钱也挣不到。”刘正堂说，妻子也在市里的一家服装店打工，一个月只有1500元的收入。虽然很努力，但他们每年都得借钱用，年年入不敷出，最终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昭通吹响了“挪穷窝、断穷根”的建设号角，在昭阳区靖安镇选址建设跨县安置区，刘正堂成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对象。
刘正堂住的小区一角。（人民网 虎遵会 摄）
2019年12月18日，刘正堂举家搬到了距离昭通市区只有20多公里的靖安，住上了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小区房。与他一同搬家的，还有来自大关、永善、昭阳等6县（区）的近千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告别大山，如何才能让搬迁群众有活儿干、有钱赚，当地党委政府积极择优选择企业落户当地，在安置区打造“扶贫车间”，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在扶贫挂包干部的推荐下，刘正堂也到安置区就业创业扶贫工作站提供的公益性岗位上班。
刘正堂说，告别了大山的束缚，他们一家也算是开启了新的生活。“现在我每月能拿到1400元的补助，妻子江群芳则跟老乡合伙，在安置区开了个占地600-700平方米的家具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刘正堂带着两个孩子。（人民网 虎遵会 摄）
“要不是党的好政策，真不敢想这辈子还能离开麻窝村，住上小区房。”刘正堂说，居无定所的日子早就过够了，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也算是对得起岳父和妻儿了，也有足够的勇气邀请岳父来家“认门”了，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说完，刘正堂又拿起电话，联系刚搬迁过来的群众，落实他们的务工需求。忙活几分钟后，刘正堂才挂断电话，回头说：“这几个刚来的，我已跟扶贫车间联系好了，明天就可以带他们过去上班，确保每个搬迁过来的群众都能有活儿干，有钱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