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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帮助一位患者调试手机
护士韩遵海总想为12层病区那个60多岁的老人做点什么，后者是北京赴鄂医疗队收治的首批患者之一，妻子已经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老人的身体在康复，但情绪一直低落。
“您想吃点儿什么？要不给您拿点水果？”一连串的问候，回应大多是礼貌的谢绝。直到有一次，韩遵海问老人要不要剪剪指甲，他高兴地点了点头。
北京医疗队抵达武汉40多天，病区的患者大部分都在好转。但在身体康复的同时，无法一同褪去的是治疗中的煎熬、对未来的焦虑，甚至亲人离世的冲击。协和西院的隔离病房之内，医生护士成了最直接的倾诉对象，从“治疫病”到“疗心伤”，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
查房：随着好转，病人思虑在增多
又是北京赴鄂医疗队世纪坛医院医生苑晓冬来查房的日子。
12层病区西边的一间病房，住着医疗队首批患者里的一位老先生，苑晓冬进屋后跟他解释，肺部的损伤要慢慢恢复，急不得，“还是要尽量多吸氧，我看您10次有8次吸着，还有两次让我逮着没吸。”
老人一下不好意思了，“哎呀，那两次是刚上厕所回来。”
苑晓冬还关注着病区里一个姓朱的老人，他看出来，老人是个体力劳动者，耐受度好，血氧掉到80多都能扛着，还很朴实，总不愿意麻烦别人。每次见到他，苑晓冬都嘱咐，上厕所要按呼叫铃找护士，有时候他也“吓唬”，“现在是好多了，但您要是摔在厕所里，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病区内大部分病人都在好转，但苑晓冬查房时说的话越来越多，转完40个病人，至少也要3个多小时。病人有了精神，思虑就渐多，除了治疗上的疑问，还有那些生活上的焦虑，也一股脑向医生倒了出来。
之前有个中年人，总着急出院，恨不得想一天复查两次核酸，他说外面有个合同，工期快到了。苑晓冬只有一次次跟他解释仓促出院的风险，叮嘱要尊重疾病的发展规律。
还有个老太太，总是念叨“将来三个儿女的婚事怎么办，最小的已经24岁了”。苑晓冬又被气乐了，宽慰她说：“24岁您就别操心了，我24岁的时候已经给家里钱了。”
沟通：医患群里得讲究点“艺术”
过去的十多天，在12层病区医患沟通微信群里，“核酸”这个词出现了56次，“出院”这个词出现了112次。
已经出院的武强生在12层病区度过了23天，他总结出了病人们的几个特点：刚入院时，希望医生关注度都在自己身上，最好用上所有治疗手段；之后就是压力和焦虑，总喜欢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武强生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2月底，他刚复查完第一次核酸，家里传来消息，3岁的儿子一直咳嗽、发烧。武强生急了，他36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当时什么都不顾了，就想赶紧回家陪着他。”还好，孩子后来没什么问题，武强生这才安下心来。
消除疑问和焦虑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一次次解答。
“医生会严格分析大家是不是真的阴性！我们会努力排除假阴性再让大家出院！我们不单纯追求出院病人数量这个成绩！我们要严格把控出院质量！”12层病区主任丁新民是军医出身，说话严肃、直接，在给患者解释出院标准的时候，连着用了几个感叹号。
苑晓冬跟患者交流是另外一种风格，他希望幽默一些，但也不能失了医生的权威，这里面讲一种平衡和艺术，“这个度挺难把握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武强生也觉得医生该努力维持自己的“权威性”，他说在这座受“码头文化”影响的城市，人们性格里粗放中带着直接，“对方强势一点，才会觉得不是哄着自己。”刚住进医院的时候，武强生按照网上的各种信息，准备了一箱子药带过来，丁新民直接说：“先别吃了，这些不见得对你有好处。”武强生很信服这种沟通方式，听从了医嘱。
疗伤：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心药”医
12层病区一个60多岁的阿姨每晚都会按下呼叫铃两三次，她说自己总是憋气。护士赶过去，发现吸氧设备正常，查了血氧、血气也都没问题，谁都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医疗队里来自同仁医院的护士韩遵海怀疑，这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应该与某段特殊的经历有关。他想试着找阿姨聊聊，但开始老人总是东拉西扯，绕着重点说。
聊过几次之后，韩遵海终于弄清了原委。阿姨最初感染的时候，老公去医院替她排队，她一个人在家里突然被憋醒了，喘不上气来，“缓了很久才打出去电话求救”。
那晚噩梦般的经历，不光刻在了阿姨的记忆里，也刻在了她的身体上。即使好转，阿姨对吸氧的心理依赖依然没法减轻，她基本不下床，氧气总是开到最大流量，站在旁边都能听到呼呼的气流声，“好像这样能给她带来安全感”。
韩遵海开始试着暗示她晚上醒来的次数少些了，然后鼓励她坐起来，接着就是摘下氧气面罩、在屋里走动。看见阿姨真有改变，韩遵海赶紧鼓励，“您这状态真棒，明显好多了”。
突然有一天，阿姨跟韩遵海说，自己找到憋气的原因了，“是输氧那管子我没弄好角度，堵住了。”韩遵海当然知道这不是症结所在，但还是表示了“祝贺”，他顺势建议，可以试试供氧等级低些的鼻导管，阿姨应了下来。没几天，她就摆脱了对吸氧的依赖。
出院：收获“健康最重要”
那天在12层，一个女患者乐呵呵迎上来，“我明天就要出院啦！”
看见她，苑晓冬也乐了，“你口罩怎么又戴反了？”
这个女患者之前就闹过笑话，戴了两层口罩，都是反的。她赶紧解释，是医生进来的时候太紧张了，逗的屋里人全乐了。病房里其他人也在好转，几个病人拉着苑晓冬，一定要留下张合影。
又一批核酸复查结果发到了医患群里，名字前打钩的都将在近期安排出院。几位患者相约，之后一定要聚聚，跳舞、喝酒、打麻将。医生也感慨，由耳鼻喉科病房改建的12层病区，也许就快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苑晓冬希望，每个患者出院时，除了一张康复证明，还能得到些别的东西。他问过几个病人，经过这次有了什么收获，回答大多是“健康的重要”，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人物故事
“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 但可能怎么安慰都是苍白的”
方姐和丈夫一起住进了协和西院，不在一个病区。她一度不知道丈夫去世的消息，也不知道自己成了12楼医护的“重点关注对象”。
有时候方姐会问，为什么和老公最后一次视频通话后，就没人再接听了，反应一向机敏的韩遵海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不是不会撒谎，是不忍心，怎么说都不对劲儿。”他说。
后来方姐还是知道了真相。这时韩遵海的同事马磊“接棒”了对方姐的疏导。一天晚上10点多，看见方姐病房的灯还亮着，马磊走了进去，开场白很直接：“我知道您失去亲人的痛苦，但可能怎么安慰都是苍白的。”
方姐突然哭了，说自己这些天一直在忍着。
马磊之前特意请教了医疗队的心理专家，要和患者“共情”，把自己摆在哪个位置很重要。马磊主动说起了去年的一段经历，很要好的同事突然去世了，自己很伤心，哭了好几天，“我觉得您也应该正确面对自己的情绪。”
方姐开始说起自己的家庭：她和丈夫是二婚，丈夫的孩子一直在怪她，认为她没有全力去救，“但我真的在医院照顾了他三天三夜，一直没合眼，直到我自己也被感染了。”
方姐给马磊看了住院以后她和丈夫的聊天记录，“我知道你很难受，要坚强、听医生的话，虽然见不到你，但是我爱你。”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马磊从护士站找来一个本子，上面写上了方姨的名字，她让方姨把每天想说的话写在上面，不用给任何人看，“多少年以后，时间可能会冲淡一些东西，但还能看见对他的思念。”
那晚聊到最后，马磊想拉拉方姐的手，可她一直在躲，“其实我也想抱抱你，但我还是病人。”方姨说。
最近一次查房时，苑晓冬告诉方姐，她的CT恢复得很好，怕她不信，苑晓冬特意重复了一遍：“我反复看了几次，真的特别好，没骗你。”一直紧攥着双手的方姐，笑了。
（除医护人员外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