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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英国剑桥大学医学系教授Ravindra Kumar Gupta 等人在《柳叶刀·艾滋病》期刊上发文称，继“柏林病人”之后，全球出现第二例被相同疗法治愈的艾滋病患者——“伦敦病人”。
“伦敦病人”停药后30个月检测不到艾滋病病毒，这是否能够判断患者已经治愈？两例治愈者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种治疗方案能够推广？是否意味着人类距离攻克艾滋病已经不远了？
移植供体稀有花费高 全面推广难上难
“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极具相似性。两位病人在患艾滋病的基础上，都罹患另一种严重的血液系统肿瘤（急性白血病/霍奇金淋巴瘤），并因此濒临死亡。二者均接受了骨髓干细胞移植，捐献者皆携带CCR5基因突变，该突变被认为能够有效阻断艾滋病病毒入侵，从而一箭双雕，最终不仅肿瘤得到缓解，艾滋病也得到长期控制。
“这两例病人皆为‘治愈’，即患者已经被清除了体内包括病毒储存库在内的全部病毒，当抗病毒治疗中断后，始终没有病毒复制的任何迹象，免疫系统也恢复正常。”长期从事艾滋病相关治疗研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专家郭彩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由于艾滋病治愈的案例实在太少，目前在时间上还没有明确的治愈标准。之前的研究发现“功能性治愈”（或称“持续缓解状态”）的病人，在停止抗病毒治疗27个月后再次出现了病毒反弹，因此这个定义时间还是很难确定。
“在没有治愈的情况下，通常停药一两个月，甚至更快就会检测到病毒。因此，‘伦敦病人’的研究团队比较谨慎，停药30月后才宣布治愈，但后续仍需密切监测。”郭彩萍说。
如今两例患者被治愈，对于全球3700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来说，这种骨髓移植的疗法是否具有推广性和普适性？
“两个案例为艾滋病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科学指导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客观地讲，这种疗法基本上不具有推广性和普适性。原因在于两个案例成功的必要条件太多，极具偶然性。”3月11日，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携带CCR5基因突变的人群数量极少，骨髓配型也是一道难关。
据统计，非近亲的骨髓配型，成功概率也仅有1%甚至更低。此外，这种能够抵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CCR5基因突变率极低，大多在欧洲人群中发现，但也不到1%。
“另一方面，骨髓移植技术本身的要求性很高，后续还要考虑排异反应的相关治疗，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衡量，即使不考虑种种难题，单就费用而言，普通人也无法承受。”张林琦表示。
两种疗法待提升 主流仍是抗病毒治疗
鉴于携带CCR5基因突变的捐献者十分稀少，张林琦表示，基因编辑可能是未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降低成本的手段之一。
2019年9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邓宏魁团队、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陈虎团队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吴昊团队合作，通过基因编辑敲除人的成体造血干细胞上CCR5基因，初步证明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在张林琦看来，基因编辑不仅可以解决供体稀少的顾虑，还可采用艾滋病患者自身的细胞，以减少甚至杜绝排异反应。
需明确的是，“现阶段相关基因编辑技术仍处于发展期，敲除精度和效率还有待提升，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进一步论证。”张林琦表示，另一方面，人工敲除CCR5基因的方式实则是向CCR5基因变异的“自然供体”学习，却不能完全等同，CCR5基因敲除后是否会对人体其他组织系统或器官产生影响，还需要长时间、大样本的观察论证。
“更何况，迄今为止，自然的基因突变给这两例治愈者带来的其他影响仍因样本量的限制而不甚明确。”郭彩萍道。
“总之，基因编辑技术以及骨髓移植治疗艾滋病方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林琦说，反观现有的传统治疗方案，已能较好控制病情，一定程度上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无生命危险，没有太多必要去尝试这种带有诸多不确定性的骨髓移植治疗方案。
郭彩萍介绍，传统的艾滋病治疗方案以抗病毒联合治疗为主，大多数患者只需1天服药1次。我国大多数人接受的是免费抗病毒治疗，随着近年来更多新的抗病毒药物相继被纳入医保，除免费药物之外，患者还可选择医保目录内的药物，相比于天价的骨髓移植疗法，抗病毒疗法更具有普及性，更加安全有效。
张林琦表示，目前还有诸如CAR-T等免疫疗法不断取得进步，未来或将辅助抗病毒药物应用于临床，进一步改善患者的免疫系统，提升生活质量。（于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