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旅游
图①：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中庄村古民居御楼修缮前后对比。
图②：山西大同市浑源县麻家大院修缮前后对比。
图③：山西长治市屯留区魏拯民故居修缮前后对比。
资料图片
引子
西海村头的龙王庙，殿中石像与壁画栩栩如生。
“10年前可不是这般模样。”回忆起当年龙王庙破败不堪的情景，时任山西曲沃县工商联主席的黄文生感慨不已,“屋檐上的杂草和垂下来的长柳纠缠，院内的物件，凡人力能搬运的难有幸免，连石墩子柱基也被撬走了。”
在曲沃县文物局动员下，黄文生认养龙王庙，成为全县第一个认养古建筑的人，而曲沃也由此成为山西第一个推行文物认养的县。
“不修，有些古建筑不出两三年就会塌了；修，又没那么多钱。”干了近30年文物保护工作，曲沃县文物局原局长孙永和心直口快，“当年对低级别文物尝试认养保护，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我国是文物资源大国，据普查统计，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近76.7万处。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近年来，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大幅递增，保护状况明显改善。但在一些市县，财力、人力不足与文物存量大、保护任务重的矛盾依然突出。文物大省山西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文物保护单位的13405处，其余也需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保护状况。做好文物保护大文章，除了各级党委、政府支持，还需调动多方积极性。
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全面加强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重要文件提出：“坚持政府主导、多元投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2017年起，山西省在基层文物保护部门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推出“文明守望工程”，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通过出资修缮、认养等方式，参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3年来，全省88处文物古建被认养。坚持政府主导，着力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文物保护利用的动能和潜力正在释放。
缘起“四牌楼”
保护层级较低的普通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庞大，县级文物部门维护力量薄弱
曲沃县的文物认养，还得从18年前的“四牌楼”修缮说起。
这一年，曲沃县实施城镇路面拓宽工程，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四牌楼”成了一块“拦路石”。最初的方案是直接拆掉，一条马路笔直通过去。
“不能拆！”时任县文物局局长孙永和提出反对意见。最终，牌楼所在处建了一个交通转盘，“四牌楼”得以保留。
可事还没完，崭新的马路和“破破烂烂”的牌楼放在一起，反差强烈。县领导将了孙永和一军：“留是留下了，但你文物局能不能整出个样子来啊！”
孙永和何尝不想修，可修缮费用需要30万元，当时对文物局来说委实是笔巨款。
“那时县财政每年能给文物局的维护经费也就六七万元。手里钱少，得先干要紧的事。”孙永和回忆说。
经费不足，是基层文物保护部门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物保护级别一般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由此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级负责文物保护结构。地方财力相对有限，资金保障则从国家到省到市再到县逐级递减，呈现‘倒金字塔形’。特别是位于‘塔底’的保护层级较低的普通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庞大，县级文物部门维护力量薄弱。”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管理处处长白雪冰说，1995年到2005年，山西平均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为1000万元左右，这些资金大都给了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随后，投入资金逐年增多。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山西省文物保护的投入增加到每年3亿元，省财政增加到1.7亿元。与此同时，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在不断扩容，基层文物保护单位依然“喊渴”。
如今，已经退休的孙永和送孙子上学，每次都要经过“四牌楼”。精美的木楔结构、雕纹，依然让他陶醉。修楼的往事，也不时浮现脑海。
“那时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想怎么筹钱修缮。”思来想去，孙永和找到县长：“我不要你拨款，只要发个文……”一番力陈己见，促成县里发出了捐资修缮“四牌楼”的倡议书。
全县机关干部共捐了16.5万元，孙永和又发动文物局职工筹集了近5万元，可还有近10万元的缺口。
“当时，曲沃县的民营企业已有一定规模。我就琢磨，与其在这等‘接水’解资金之渴，不如插根管子到‘井口’。”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孙永和接触了几家企业。当时很多事业蒸蒸日上的民营企业家，听说要捐款修“四牌楼”，觉得是立德立行的好事，纷纷解囊。
“民营企业家也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加以适当激发，就能生发不小动力。”孙永和萌生在全县开展文物认领的想法。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曲沃境内有526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列入保护序列的仅有110处，不少文物处于濒危状态。孙永和的想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时任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刘伟就是其中之一。
2010年下半年，县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曲沃县古建认领保护暂行办法》。此前到基层调研时，刘伟带上了不少县里的民营企业家。看着一座座明清古建年久失修，大家不胜唏嘘。有人当场表态：“我出100万元，不够再加。”
西海村龙王庙，1985年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文生记得，他年轻时蹬着自行车跑到县城外的西海村“耍水”时，龙王庙还是存放粮食的仓库。彼时，因为有人看管，龙王庙还没有后来这么破败。2011年，孙永和找到黄文生，想请他认领时，他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有这钱，干点什么不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见面就调侃黄文生，“老黄，扔了多少钱了？”
黄文生本以为投入六七十万元就够了，结果追加到300多万元。但他不后悔：“认养文物就跟领养孩子一样，不是签了字、花了钱就行了，还要陪护好。”
这次尝试，让孙永和等人摸到了“窍门”。“对有认领意愿的企业家，最好推荐距离他生活过的地方不远的文物，这样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推荐保护离他企业不远的文物，能更好对接企业服务社区的需求……”
文明的守望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新机制在探索中推进
20张照片，20张合影。照片里的人越来越多，熟悉的面孔却在慢慢消失。“这一排的老伙计们都走了。”盯着这些照片，70岁的梁明志久久无语。
墙面掉皮、屋顶漏水、杂草丛生，未修缮前的成汤庙破败不堪。梁明志是绛县横东村人，对村里的成汤庙感情很深。当时，成汤庙的使用权归绛县粮食局，却无人负责维修。梁明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00年2月，横东村地里的绿色刚冒出了头。“我找来6个人，都是关心成汤庙‘生死’的，有退休回村的老干部，也有村里的教师。”几经商讨，他们达成共识——去县粮食局要回成汤庙的使用权，重新保护起来。
那年，梁明志50岁。此后数年，他们一趟趟跑相关部门，找社会人士筹集资金，一心要保住成汤庙。
陆续筹到20万元，成汤庙得以修缮维护。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建筑，如今一椽一檐仍不失气魄。屋顶的木雕结构，令众多参观者叹服。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梁明志无法再像前些年那样为成汤庙保护奔走。让他欣慰的是，党和政府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机制，让更多像成汤庙这样的文物“活”了起来。
2017年，山西省推出“文明守望工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这份名为《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的文件坦陈：“文物自然损毁甚至灭失的危险进一步加大，文物遭破坏、盗掘的问题屡有发生，文物利用不足和利用不当并存。面对繁重的文物保护工作任务和拓展利用的实际需求，仅靠各级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强化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十分紧迫，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认养都能被同意、认养后可以“自由发挥”。
白雪冰介绍，在事前审查认养主体上，除了登记备案，还要对个人或者企业的社会信誉、经济实力进行评估。对不能胜任文物保护利用和在文物保护过程中出现重大纰漏的要予以劝退，确保文物利用合理、适度。
事中、事后监管也不含糊。山西省2019年出台《关于加强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责成专人对已认养文物建筑进行回访，建立认养建筑维修保护评估机制，对于正在维修保护的，要加强对施工全过程的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于确实没有能力履约的，及时终止认养协议，由县文物主管部门统筹做好后续保护管理工作。
乘着“文明守望工程”东风，2018年，成汤庙被横东村以村集体名义正式认养。
“从地理上看，很多县级文保单位分布在村里。”万荣县文物局副局长沈杰伟认为，村级组织是不可忽视的文物认养实施主体。
从一县到全省，从最初的认领到如今的认养，对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认识更加深刻，机制更加健全。“文明守望工程”推行3年来，山西被认养的文物古建筑达88处。数量看似不多，但认养主体更加丰富，已从民营企业家扩大到村集体等。
万荣县北牛池村解氏家庙重修开门那天，72岁的村民解新全眼眶泛泪。重修解氏祠堂，年年都提，可一直有心无力。县文物部门主动找上门来，问村里愿不愿意认养，设计费、监理费可以补贴。
解新全和村干部发动从北牛池走出去的解姓人捐款。“3月动工，8月完工。”修缮一新的外墙上，稷楼夜月、萍池夏雨等浮雕八景别具一格。四合院内的两侧耳房已经布展完毕，解氏名人事迹通过图文形式在无声传递。
政策再完善
依法合规适度开展相应的建设或经营活动
站在浑源县县城，可以望到巍峨的恒山，悬空寺距县城也只有10分钟车程。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浑源县城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程锦瑞，浑源土生土长的“80后”，虽然年轻，爱好却很“古董”。原先在县城西边300平方米的门面房里，堆满了他的收藏：从当地出土的青铜器的复制品，到浑源古瓷窑的瓷具、瓷骨。
时间一长，屋子渐渐放不下他的收藏，想找一个更大的场所，却一直没有合适的地方。不知道的是，县里也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麻家大院重修后，需要一个既有情怀又有实力，且会保护利用的人。
程锦瑞的公司生产文化产品，免不了和文化口的人打交道。听说麻家大院在寻求认养主体，他马上找了过去。“同时和我竞争的还有几个人，但文物部门最终还是觉得我合适。”程锦瑞嘿嘿一笑。
2018年4月，麻家大院终于碰到了那个“懂它”的人。走进这个三进三出的清代古院落，屋顶虽多是较为常见的单檐硬山顶结构，但完整的东、西跨院组成了标准正方形，且保存较为完好。在这个占地3300平方米、充满历史气息的古建筑里，程锦瑞分类开辟出6个专门功能的展厅：碑拓馆、瓷器馆、青铜馆等。
如今的麻家大院，藏品和古建相映生辉。因为地处县城，又在旅游线路上，去年有数千游客造访。“很多人是慕名而来，我们不收门票，但有人气，文化产品销售也打开了新的一扇窗。”程锦瑞趁热打铁，邀请北京的文物专家来此开设讲座，山西电视台的文物类节目也在此举行。隔三差五的，县里的展览在此举办。
“不仅让麻家大院‘活’起来，还要‘火’起来。”程锦瑞最近又在和县里沟通，想整治周边的环境，建个停车场。
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诚如山西省文物局原局长雷建国所言，“要找有情怀的人来认养”。但如何让情怀持续“保鲜”并不容易。
2019年2月15日，《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办法》施行，对不可移动文物认养的范围、程序、年限、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认养后的用途作出规定。当年6月，山西省又出台了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认养“十项政策”，“允许认养者在文物建筑周边可利用的发展用地范围内，依法合规适度开展相应的建设或经营活动”，即是其中一项。
路过“四牌楼”，穿过清代交里桥，一路东行，便是曲沃县南林交村。村口龙泉寺是一处元朝古建，62岁的文保员高福有缓缓推开门，一声拉长的“吱呀”声，仿佛带人穿越时空隧道。
这座古建筑背后，是一棵千年银杏树，数人合围才能抱住。再往后走，诗经广场、德孝园、荷花园、无邪园、唐风园……行走其中，仿佛置身于两三千年前《诗经》里的世界。
借着全域旅游的东风，曲沃县打造了16个景区、300个景点，不少被认养的古建筑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
最初认养南林交村的龙泉寺时，村民冯才没想到县里会投资实施山水综合体开发，“现在，不愁没人来看。”
同样没想到的，还有河津市禹王庙认养人曹占轲。禹王庙，从名字就能看出它的独特性。黄河在河津段收窄，清代时禹王庙由渡客们筹钱修建。
“花300多万元修好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利用，也没仔细想过。”随着山西省提出锻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沿黄旅游公路逐步通车，曹占轲意识到，自己认养的这处古建，位于旅游公路必经之地，也将迎来新机遇。
共识正凝聚
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趋势不会改变，文物认养工作曙光已现
文物认养实施以来，以山西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有量来说，88处的被认养数量远不算多。与此同时，不少基层文物保护部门，也正面临新的困惑。
对于文物认养，基层文物部门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文物认养属于“看人脸色、求人办事”，动力不足；有的觉得在工业企业多、财政收入高的县区容易推行，而贫困县、农业县难度就大。
“我们现在谈认养，对象大多是指这些修复费用上百万元的古建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小型的不可移动文物。如万荣县就有碑刻金石14处、牌坊4处、名人墓地34处。”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金石研究院研究员刘勇建议，“这些文物的修缮成本并不高，有的只需要日常管护。能否扩大认养范围，让更多热心人士参与？”
当前，山西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致力于文物保护的志愿者团队。但他们并非认养文物，而是更接近于为文物的日常保养提供服务。
万荣县万泉乡，背枕孤峰山，遥望中条山。“光一个万泉村，就有10处文物，唐朝城墙、烽火台遗址、文庙、飞云寺……”一席话下来，万泉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文物保护志愿者李锡堂说服记者进入群聊——一个300多人的志愿者微信群。成立志愿团队之初，他们用一周时间把文庙和学校礼堂旧址清理出来，还和附近的小学初中达成协议，定期去作文物保护宣传讲座。
也有认养者告诉记者，有关部门出台的鼓励认养的文件，在实施细则方面仍有改善空间。“我们村认养资金来自于筹款，但招标后得按照工程款交纳城市建设使用税、增值税等。认养文物，能不能按照社会捐赠的办法享受税收减免？”
山西不断完善相关引导扶持政策，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内容、方式和途径。比如，山西文保部门联合财政、税务部门等明确规定：认养文物建筑的支出，符合公益性捐赠条件的，企业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可在计算应纳所得额时扣除。针对认养人关于认养时间的顾虑，明确了其可以享有不超过20年的使用权。山西还定期举行认养古建推介活动。
“起步阶段难免碰到各种问题，但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趋势不会改变。”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赵曙光相信，目前正在推行的文物认养工作曙光已现，“就像文物，时间越久，越显示出它们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