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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肥西县桃花镇顺和社区西南原三官庙村，派河北岸台地之上，有一处高出周围地表约5米的台墩，上面曾经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四周围绕着多处水塘。千百年倏忽而过，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想过，台墩下面埋藏着夏代先民生活的遗迹。
“2018年7月开始，为配合引江济淮工程建设，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肥西县文物管理所配合，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至2019年12月底，田野发掘结束，历时500余天，共开探方21个、探沟5条，揭露面积2100余平方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让平是肥西三官庙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通过发掘，揭示遗址南北两处土垣，还有包括房址在内的各项遗迹130余处。两处房址保存较好，北部的房址屋内发现3具不完整的人骨遗骸，屋内墙角及门廊内放置数处陶器；遗址南部的房址保存有红烧土地面和部分墙壁，其中北侧一段墙壁由土坯砖砌就，东侧及南侧墙壁采用了红烧土块加泥浆的砌筑方式；屋外的地面上，还发现几处成组放置的陶器、两处平铺的植物颗粒遗存。房址外保存有当时的地面，地面上发现18件青铜器，其中北侧6件、南侧12件，以兵器为主，零散分布。
“此次发掘出土小件遗物共400余件，包括石器、陶器、铜器、玉器、骨蚌器、绿松石等，种类丰富，为安徽地区同时代遗存中所罕见。”秦让平介绍，石器以锛、凿为主，共计200余件。陶器包括纺轮近百件，另有鼎、鬲、豆、罐、爵、鬶、斝、盆、甑、大口缸、甗等，已修复40余件，以夹砂红陶、夹砂褐陶、夹砂灰陶居多，器表多施绳纹。铜器共计18件，包括铜片、铃、戈、戚、钺、凿、角形器、箭镞等。其他包括骨锥、蚌刀、玉饰件、绿松石串饰残件等。
确认夏代遗存，铜器数量媲美二里头遗址
陶鼎质地均为夹粗砂，陶色包括红色、褐色等，腹部外侧饰有细绳纹；陶豆多泥质、灰色，有的表面一层黑色外皮，豆盘斜收，豆柄中空，中间鼓出，外侧数道平行的凸棱，鼓出的部位上方常见对穿的圆孔；陶罐多为夹砂红陶，侈口、束颈、圆腹……“依据出土陶器形制，结合目前已有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我们认为遗址主体年代应当在二里头四期。”秦让平说，“陶器有较强的地方特色，也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遗址的发现，对完善安徽江淮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令考古学家尤为惊喜的是大量铜器的发现。这不仅是安徽省首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夏代铜器群，也是全国范围内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这一时期铜器最多的地点，还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单次发掘夏商之际铜器数量最多的一次。
铜钺的出土格外引人瞩目，它整体呈“风”字形，形制及构造双面对称；内部残缺，阑部一侧突出，钺身中间一圆孔，圆孔四周有环状鼓起，上方接一长方形凸起至阑部，下方接一尖锥状脊至刃部；钺身上方装饰方格纹，方格内有突起的乳丁。
在古代，钺往往是王权的象征。秦让平说：“遗址聚落规模以及陶器反映的社会层次，无法匹配遗址中出土的一批高等级铜器。加上房址内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遗骸，房址外地面平铺的植物颗粒，还有以兵器为主的铜器散布于废弃红烧土层下的地面上，这种埋藏形式全国罕见。遗址本身的堆积特征，反映出遗址毁弃过程的突然性和灾难性，让人寻味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和史书中的重大历史记载有何联系。”
与“桀奔南巢”有联系，正在易地搬迁保护
三官庙遗址考古发掘不禁令人联想到夏商之际“桀奔南巢”的传说。《尚书》记载：“成汤放桀于南巢。”《国语》有云：“桀奔南巢。”
“三官庙遗址所在巢湖西岸的位置，与学术界大多数认为的‘南巢’位置吻合；遗址年代在二里头四期晚段到二里岗下层之间，与桀奔南巢历史时代吻合；出土高等级青铜器，与其所有者的地位暗合。”秦让平认为，虽然三官庙遗址和桀奔南巢之间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但桀奔南巢的历史记载，可以为理解三官庙遗址的定位提供大的时代背景。
由于考古发掘的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肥西三官庙遗址被评为“2018—2019年安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入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个终评项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考察肥西三官庙遗址后评价道：“安徽地跨江淮，文物资源丰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持续的考古研究工作，凸显了安徽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安徽省文物局局长蔡小莉说：“为加强遗址保护利用，我们决定把三官庙遗址的两处夏代房址进行整体切割，运到安徽博物院进行保护展示。”安徽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徐大珍甚至想到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作为展示主题——“3600年前的家”。秦让平介绍，未来围绕三官庙遗址人骨、植物遗存，将深入开展多学科研究，为进一步精确划定遗址所处时间，研究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等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