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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的脱贫任务增添了新的挑战，但中国30年的减贫经验仍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现在只有不到1000万人被认为是“极度贫困”。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每日收入低于1．9美元被视为“极度贫困”。2015年，中国的极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0．7％，而这一比例在1981年高达53％。在此期间，中国依靠高效的发展战略，使约6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样的脱贫速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扎伊迪·萨塔尔
（Zaidi Sattar）
孟加拉国政策研究中心主席，孟加拉国贸易、关税和产业政策问题专家，世界银行南亚地区高级经济学家。
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各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根据最新的统计，现在全球9％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极度贫困线下，而在1990年极度贫困人口比例将近36％。今天，全球仍有7．8亿人生活在贫困中，这一数字高得令人难以接受，说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并未在各地区和国家间均衡分配。亚太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最为成功，其次是南亚和拉美。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采取减贫措施方面仍表现不佳。
不管发生在何处，贫困都像是一个诅咒。全世界的穷人都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缺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充足的食物、住房、教育和医保等。当前，全球每10个人中就有1人（总共近8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一事实给过去几个世纪人类文明取得的所有成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国家和全球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阻碍了社会进步，使得大批人生活在贫困中。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失衡、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收入和机会不均、气候变化、国际关系日益脆弱、冲突加剧，这些因素进一步阻碍了减贫工作和包容性增长。
因此，国际社会应当最终认识到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但从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的工作进展并不平衡，同时也缺少到2030年实现极度贫困清零目标所必需的条件和资源。根据最新的预测，这一目标可能无法按期实现。联合国2019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度报告发现，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6％下降至2018年的8．6％。但是，随着全球各国疲于应付深度贫困、暴力冲突和自然灾害，减贫工作的步伐开始放缓。此外，全球饥饿指数在保持长期下降态势后，最近又有所回升。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这些挑战，疫情在卫生和经济领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阻断了全球的经济活动，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就业、收入和粮食产出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冲击。疫情可能会使减贫日程表倒退几年。我认为，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期限调整到2035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做法。
那么，一项成功的、能有效消除贫困的发展战略，应包括哪些关键因素？在高速发展、创造就业和减贫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学习借鉴哪些经验？
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总结为某种战略未免过于简单草率了。在诸多因素中，中国采取的对外开放和贸易导向政策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太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贸易主导型发展模式。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较“亚洲四小龙”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中国很快意识到，国际贸易和知识转移是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来源。通过向国际市场开放贸易活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为其制造的产品开拓了巨大的需求，同时还引进了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知识。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遵循了正确的工业化顺序：首先，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违背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CAD）不同，中国的出口和工业扩张是建立在其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这是一种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CAF）。其次，通过从世界各地引进思想、技术和技巧，中国得以运用更先进的技术。总之，中国引进了世界的知识，输出了世界所需。同时，来自世界的需求为中国的工业带来了国内市场所欠缺的规模经济。
中国采取的另一项战略是谋求结构变革，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和创造就业机会。从历史上看，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现代化之初都是贫穷的农业国家。只有少数农业国家转贫为富，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采取变革，将农村农业经济转变为城市工业经济。中国也效仿了以上做法，但稍有不同。当人们从农村地区来到城市，他们的身份只是从农村贫困人口转变为城市贫困人口，贫穷的状态没有发生改变。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中国的决策者们制定了相应措施，确保农民工能在城市的工业企业中找到工作，而这些企业也满足了全球日益增长的需求。
如果非要将中国从贫穷到繁荣的过程总结成某个发展战略，我认为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通过开放贸易拉动了全球的需求，二是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了结构变革，从农村农业社会转变成了城市工业社会。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历史上任何地方都快，同时社会各阶层的贫困率全面下降，这使得繁荣成果由全民共享。在中国收入最低的40％人群中，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要快得多。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从贫穷的农业国家成功转变为繁荣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全球贸易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价值链建立并完善，二者共同推动了这一繁荣景象。经济体之间相互关联，也称贸易依存，使得全球数十亿人成功摆脱了贫困。然而现在，人们正受到世界上某些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邪恶势力的威胁。
过去70年间，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等多边贸易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制暴露出一些治理框架方面的缺点。全球多边机构需要实施有效的改革，使机构更加现代化，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正如一些成员国所暗示的那样，迫使全球多边机构逐步解散的做法无异于不分良莠，全盘抛弃。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这些机构最终解散，那么世界上8亿多穷人中的大多数将是最终的输家。
（该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协调供稿，王灵桂统筹，赵江林校译）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4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