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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拼对、粘接、补配、找平、做色、仿釉、做旧……每一道工序，无不需要匠人的全情投入。从业47年的王勉曾为南京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圆明园等修复古瓷器，凭借多年练就的一双慧眼，他能快速判断碎瓷片的器形，并通过细密精巧的各种手段，让它们获得新生。
左手小心地扶着一件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瓷绣墩，右手拿着砂纸慢慢地打磨着，王勉不时停住手，凝神打量着纹路的走向，手指轻轻地在瓷器表面摩挲着……
“这是找平。一定要处理到手摸上去很平整，感觉不到粘接缝的存在。”王勉轻声地说，目光始终没离开绣墩。很难想象，眼前这件逐渐成型的瓷器，不久前还只是一堆碎瓷片。“一共有132块碎片，最小的比指甲盖还小，许多碎片互不相连。”
“圆明园出土的瓷器文物，几乎无一是完整的。”王勉话语中透着惋惜。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圆明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仅瓷器碎片就多达10万片。圆明园的瓷器都是官窑精品，对修复技艺的要求非常高。如何将这些历经沧桑的瓷片恢复原貌？圆明园特意找来了业内颇有名气的王勉。
“修复瓷器要经过清洗、拼对、粘接、补配、找平、做色、仿釉、做旧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马虎不得。”王勉告诉记者，“一般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修复好一件瓷器。”
要从一大堆碎瓷片中拼对出一件器物，非常考验修复者的眼力，“每种器物的形状和纹饰，包括各个部位的厚薄都不一样，靠近火口和背面的颜色也略有差异。只有熟悉了这些情况，才能正确拼对。”
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王勉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够快速判断碎瓷片的器形。他曾应邀到外地帮助修复瓷器，工作人员拿来一个筐，里面装着一个包裹着上百片碎瓷的土疙瘩。王勉仔细看了一下，当下就判断其中有3件陶瓷，高度大约21厘米。修复之后，果然是在岭南地区首次发现的“豆”(盛东西的器物)，高21.5厘米。大家都对王勉的眼力和修复技艺赞叹不已。
王勉修复古瓷属于“半路出家”。他曾是一名炮兵，1966年复员后进入南京博物院工作，几乎把博物馆的工作都干了一遍。1973年，他向馆领导表示对文物修复感兴趣，从此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瓷器修复生涯。
为了学好这门手艺，王勉除了去北大高级进修班学习，到上海博物馆拜师学艺，更多的是日常观察和思考。王勉的工作桌上铺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光自制的刻刀就有10多把。“瓷器上的暗花有粗有细，宽窄不一，刻刀的样式得根据纹饰来定制，这样用起来才称手。”
对残缺不全的瓷器来说，补配是关键一步。“这是绣墩现有的花纹，依照中国器物对称性的特点，我们先用胶和瓷粉的混合物去造形，然而再一一描出残缺的花纹，每一笔都不能出错。”王勉说，修复文物不能主观臆想，要有根据。如果器物某个部分缺失了，可以参考其他类似的器物，也可以参考历史资料，适当进行修复，否则就是对文物的伤害。凭借着高超的技艺，王勉曾将一件元代青白釉观音坐像缺失的9根手指成功复原，修复的部位与原物浑然一体。
之后的做色、上釉、做旧环节，其中门道也很多。“譬如，龙泉窑的青色釉釉层很厚，青白釉釉层较薄，三彩的色彩则有流动的感觉，这在做色时全靠经验去掌控。古瓷器年代久远，不可能像刚出窑时一样光亮，这就需要通过抛光等方式来处理，甚至原有器物上的斑点都要还原，以达到修旧如旧的目标。”
“修复师是杂家，历史、美学、书法、绘画、物理、化学都要学。”王勉说，为了便于学习，他60多岁开始学用电脑。1941年出生的他已年满79岁，如今每接手一件工作，他仍要先上网查阅大量资料，做足功课。“老院长姚迁曾叮嘱我们要做知识型人才，不要满足于简单的修修补补。”
“静心”，这是交谈中王勉常用的词，正如他工作时的状态：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半天，满脑子都琢磨着如何把手头的活干好。“博物馆的瓷器修复之后能让更多人欣赏，这很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