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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印度农民抗议活动升级。据《印度时报》12月21日报道，农民将接力进行“绝食抗议”，以反对政府新出台的农业改革法案。
今年5月，印度财长希塔拉曼公布经济救助和改革计划，其中针对农业领域计划废除农产品收购的“中间人制度”。9月，政府通过《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增强与促进）》《农民价格保障与农业服务法案》和《必需品（修正）法案》，三部改革法案成为导火索。自11月26日起，印农民不顾疫情影响，在新德里等地举行抗议活动。
农民为何不买账
今年5月，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已经出现零星的抗议活动。9月通过的三部改革法案火上浇油，导致局势失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书剑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农民焦虑的原因在于“议价权”的丧失，“此前，农民和经销商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农民通过经销商形成统一议价权，获得稳定保障。虽然从自由市场的角度考虑，多一层‘中间商’就会多‘吃’掉一点利益，但农民认为现行制度可以保障他们的利益。若改革推行，农民就会直接面对具有垄断能力的大企业和财团，导致议价权丧失，这就是农民不愿被卷入自由流通市场的原因。”
农民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印度政府早有“前科”。据瞭望智库报道，2006年比哈尔邦实施农业自由化改革后，作为资本方的粮食贸易商在粮食丰收时压价收购、歉收时大量卖出，严重削弱广大中小农收入预期。
因此，新一轮农业改革直戳农民痛点，导致农民对政府愈发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也有政治原因。张书剑认为，印度政府此前通过释放补贴、减免贷款等“砸钱”手段争取农民支持，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今年受疫情影响，财政无力承担，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承诺，引发农民不满。
矛盾纷争背后
目前，印度政府与农民代表已进行6轮谈判，但均以失败告终。虽然政府方面一再强调中间人损害了印度农民利益，应当“给予农民相应的自由”，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调和矛盾。据路透社报道，农民代表称莫迪正将农业“私有化”，企业将成为最终获利者。
日益激化的矛盾，是印度社会长期以来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表征。
第一个原因是区域与宗教问题。旁邦和哈邦农民是此次抗议的主力军。
张书剑表示，旁遮普地区比较特殊，农民政治经济地位高，且宗教色彩鲜明。首先，自“绿色革命”后，旁遮普就是印度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这里的农民相对于其他省份有更高地位。其次，旁遮普邦人口以锡克教徒为主。在这次抗议中他们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状态。不仅如此，锡克教徒在海外也有很强的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多数居住在海外的印度锡克教徒出自国内的农业家庭，他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印度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声援国内抗议活动。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分化。《经济学人》12月发文称，印度贫富分化加剧，一面是萎缩的经济、上千万人陷入贫困，一面是大量财富流向印度社会中最富有的1%。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干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印度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必定会出现贫富差距拉大问题。随着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大，农业比重降低，但是农民数量依旧庞大，因此如果印度解决不好农业问题，其工业化发展也会受抑制。”
重压之下何去何从
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印度政府在内外交困之时试图推行改革并不明智。
目前，双方仍僵持不下。张书剑表示：“一方面是态度坚决的示威农民，明确表示政府不撤回法案决不让步；另一方面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执政党。自上任以来，印度现任政府还没有刚出台一个法案就撤销的先例，骑虎难下。短期来看继续僵持的可能性比较大。”
“现在已经演变成锡克教群体和印人党及其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直接对立，”张书剑说，“印人党是右翼政党，上台后国内族群矛盾一直在激化。”
